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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镜台及使用方式

时间:2017-03-28 10:44:46  来源:收藏家2017年01期  作者:谌小灵

[摘要]汉代镜台有框架式、立柱式、支架式三种,使用时置于地上或低矮的几案上,梳妆者跽坐,以映照面容。镜台的使用方式与汉代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在镜台发展史上,汉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关键词]汉代镜台框架式立柱式支架式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是近年来最受公众关注的考古活动之一,从金灿灿的马蹄金到成吨的铜钱,从设计精巧的铜火锅到豪华马车,无不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在众多文物中,有一组精美的漆木器,正面绘有孔子图像,还有介绍孔子生平的文字。大家往往称之为“孔子屏风”,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经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王仁湘的考订,这件大家所谓的“屏风”实际上是一件承托铜镜的镜架。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镜架是镜台的俗称,用以承托铜镜,辅助梳妆照容,一些镜台还可以存放梳妆用品。镜台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到了两汉,已有不少考古发现。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一、汉代镜台形制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1.框架式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木制框架,镶嵌铜镜,铜镜多为矩形,尺寸很大。以海昏侯墓出土镜台为代表。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搜集资料可知,此镜台为木质,外髤大漆,呈黑褐色,四周有外框组件,正面有孔子画像和介绍孔子的文字,背面有光滑的铜板。考古人员拼接后发现,屏风宽约50~60厘米,高70~80厘米。王仁湘亲临现场做了详细的观察,发现了有“衣镜”、“佳以明”字样的漆木件。据王仁湘推测,出土的铜板是用来梳妆照容的铜镜;有孔子画像和生平介绍文字的木板是镜背;四周的方框用来固定铜镜和镜背;方框下面可能还有镜座,但形制不明;有“衣镜”、“佳以明”字样的漆木件是镜掩,通过活页与方框相连。镜掩的作用类似镜衣,不用的时候合上镜掩,掩盖铜镜,防止镜面氧化变昏及沾染灰尘。王仁湘的推断有理有据,十分合理,这的确是一件镜台,不仅形制罕见,而且设计精巧。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框架式镜台目前仅海昏侯墓出土一件,但王仁湘推测山东淄博齐王墓出土的矩形铜镜可能亦有这样的镜框,只是没有保存下来。齐王镜长115.1、宽57.7、厚1.2厘米,重56.5千克。镜背装饰龙纹图案及五个弦纹镜钮。若没有镜台支撑,这样大的铜镜使用起来一定很不方便。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西汉时期流行圆形铜镜,尺寸较小,大多在15厘米左右,一些铜镜出土的时候镜钮还穿有丝带,便于手持使用。齐王镜和海昏侯镜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两面铜镜,这样大尺寸的铜镜自然不便于手持使用,使用边框及木板作为支撑固定,既美观又方便使用,铜镜设计为矩形也很可能是配合镜台形制。齐王墓出土铜镜上的五个镜钮可能就是用来固定铜镜与镜框的。可以想见,使用者站立在镜前,不仅可以照见自己的容貌,还可以整理衣冠,其作用类似现代人的穿衣镜。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2.立柱式镜台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以木、陶等材料制作立柱,中部或顶端设计有凹槽,用来支撑、托举铜镜。铜镜往往为圆形,尺寸较大。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2012年,美国大收藏家罗伊德·扣岑在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之际,捐赠了90件铜镜精品,其中有一件鎏金龙纹镜台,以及与镜台配合使用的铜镜。此镜台通体鎏金,弧形的凹槽承托铜镜,两端各装饰一龙首,其口大张,尖牙利齿,眼珠突起,鬃毛后仰,凹槽中央有中空的方形柱,插在一漆木柱上,漆木柱的另一端逐渐变粗,通过一柿蒂形的鎏金铜饰件与馒头状的木座相连,木座的边缘还有鎏金的铜质扣边。通高36.5、宽36.5厘米。与之相配套的铜镜为云雷连弧纹,圆钮,柿蒂纹钮座,间饰铭文“长宜子孙”,字体为纤细秀丽的长脚花篆,内区为八连弧纹,外区为涡纹和三角纹,宽素缘凸起。铜镜直径28.3厘米,放置在镜台凹槽内正好合适。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同样形制的镜台还有5件。上世纪20年代洛阳金村汉墓中曾出土两件镜台,与扣岑捐赠的基本一样,只是底座为方形,四壁倾斜。另外的三件镜台,一件收藏在美国的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一件由台湾收藏家王度收藏,还有一件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J.J.Lally&Co.的拍卖图录上。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上述6件镜台形状一致,装饰的龙首姿态也无差别。因此,这6件镜台流行的时代相差不会太远,甚至出自同一工匠之设计也未尝不可。遗憾的是这些镜台都没有确切的出土材料,洛阳出土的镜台可供参考的资料也非常少,但是与镜台配合使用的铜镜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时间参考。6件镜台中有3件保存有配合使用的铜镜,均为云雷纹镜。据研究,云雷纹铜镜的流行年代在东汉早期至中期。因此,这种装饰龙首凹槽的立柱式镜台流行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早中期。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除了铜质镜台,涿州东汉墓中还出土一件陶质镜台,这是目前为止,立柱式镜台中唯一的有确切考古发掘背景的。该镜台通高114厘米,由底座、立柱、横梁组成。镜座近方形,正中间有一圆孔,长24.6、宽24.5、高11.6厘米。立柱插在镜座中央,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立柱横断面呈长方形,中空,正面有三个上下排列的圆孔,可以用来调节高度。上部立柱横断面呈长方形,下端向内略收成榫,插入下部立柱。中下部有四个小圆孔,似是镜台折断后修复所用。中部有弧状镜托,托上置一陶镜。陶镜扁圆形,直径16、厚1.7厘米,陶镜背面立柱正中有稍大的圆形孔一个,其左右两侧各有两个较小的圆孔。推测是使用铜镜时,镜钮可以嵌入稍大的圆孔中,使铜镜放置更稳妥。立柱顶端为一长方形横梁,横梁上有等距的四个圆孔。立柱和镜子均施以白釉,再用墨色和朱色绘以云气纹等图案。此镜台虽是陶质,但从其高度及精美程度来看,当是模仿当时的实用器而做。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另外,在山东临沂汉代画像石中有一手持镜台的侍女形象,镜台底座上立一支杆,支杆顶部为卷云状装饰,估计铜镜就放在此处,杆中部为一长方形托盘,支杆穿过托盘的中心。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3.支架式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以木质、铜质等材料制作支架,悬挂或托举铜镜。支架式镜台尚未出土详实的实物资料,目前只是根据出土资料推测可能有此类镜台。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河北定县北庄东汉墓中出土了这样的一件器物架:状如“H”,刀形饰立于两侧,横置一山形饰。表面鎏金,镂刻云纹并饰绿松石。刀形饰、山形饰有勾向上伸出。同墓出土连弧纹铜镜三件,器形较大,最大的一件直径36、钮高6厘米。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中山简王刘焉。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朱仁星认为调整横梁的位置,中间弯钩与两侧弯钩会形成一个三角形,当铜镜放置其上的时候,上缘被山形饰上的弯钩扣住、下缘被两侧的弯钩扣住,铜镜随两侧刀形饰的弧度后仰,便于映照面容,又比较稳固。两侧的刀形饰底部可能亦有底座,通过四叶形饰相连。这些四叶形饰件与装饰龙首的支杆式镜台上的柿蒂形饰件形制基本一样。杨晓能认为,如果这件器物是镜台的话,两侧的弯钩当为镜托,而山形饰上的弯钩当向后,用于悬挂穿过镜钮的丝带,从而固定铜镜。其实,若考虑到镜钮有6厘米的高度,也许两侧的弯钩作为镜托,横梁上的弯钩直接勾在镜钮上也是有可能的。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因墓葬经过盗扰,我们无法判断铜镜出土时是否与“镜台”在一起,虽然“镜台”的尺寸没有公布,但从报告中提供的图片推测可能高在40厘米左右,与出土铜镜尺寸比较相符。结合两位学者的推断,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作为镜台使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用的。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二、镜台的使用方式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安徽马鞍山市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墓出土的一面漆盘和相传为东晋顾恺之所绘的《女史箴图》中均描绘出女子跽作地面对镜梳妆的形象。画面中的镜台置于地上,由底座、支杆、托盘组成,铜镜悬挂于支杆的顶端。可见,这一时期,镜台的普遍使用方式是置于地上,梳妆者双膝着地,臀部压于小腿、脚掌之上跽坐,映照面容,梳妆打扮。镜台的这种使用方式与汉代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是分不开的。两汉及其以前,人们宴请宾客,会见亲友等日常活动就在铺着席子的地面上进行,室内家具很少,主要是几和案,普遍很矮,高度在20厘米到40厘米之间。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值得注意的是镜台上的铜镜无论是安放在凹槽内还是系挂在镜台顶端,都是垂直于地面的,没有倾斜的角度,那么在梳妆照容时,梳妆者的面容部必须与镜面保持水平,才能在镜中完全看到自己的面部形象。这就对镜台的高度有所要求。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笔者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一位身高162厘米的女士模仿图画资料中女子的跽坐姿势,鼻尖距离地面大约85厘米,也就是说铜镜距离地面80到90厘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高度才能在镜面中看到自己的梳妆形象。涿州出土陶制镜台中镜子的高度与此相近,另外山东临沂画像砖上的镜台与持镜者身高的比例约为1∶2,镜台高度当在80厘米左右。但扣岑捐赠的镜台高36.5厘米,与之配合使用的铜镜直径28.3厘米,一半放置在凹槽中,那么镜台加铜镜高度大概为52厘米,这个高度与梳妆者的面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青铜镜、鎏金铜饰件保存两千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木质的支杆和底座即使保存状况良好,也不可能像现在图片中的那样鲜亮完整,因此,目前看到的装饰龙首凹槽的立柱式镜台中的木质的支杆及底座是后来加装的,而且并没有参照原来的高度。根据图像资料和实际试验推测,立柱式镜台高度应当处于80到90厘米左右,使用者才能跽作地面,梳妆打扮。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三、关于汉代镜台的讨论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镜台并不是在两汉时期才出现的。山东长清仙人台春秋墓中出土一件铜支杆,底座为覆斗形,中部和上部各装饰一只飞鸟,虽然有学者认为其为镜台,但目前发掘资料公布有限,还不能给予肯定。有学者认为,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镜及支架,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镜台。但据发掘者描述,出土的支架当是支撑镜背,使镜面倾斜,因此,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承托铜镜的镜台。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湖北九连墩战国中晚期墓出土的镜台及铜镜是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出土最早的镜台实物。该镜台为薄长条形,由两块木板雕凿铰结而成。通长35、宽11.2、厚4厘米。器表一面以篾青、篾黄镶嵌,器内相应部位挖孔以置放铜镜、木梳、刮刀、脂盒,中下部上下各装一个可以伸缩的支撑,以便使用时承托铜镜,不用时收起支撑,镜台便可合起,构思极为精巧。如果作为镜台使用,立起支撑,放上铜镜,因铜镜卡在支撑槽内,所以几乎垂直于地面,这样的高度应当达不到使用者的要求,即使放在低矮的几案上,高度还是不够。所以,梳妆时可能有侍者托举,提升高度,便于梳妆者照容和方便的拿取梳妆用品。这种托举使用的方式,可能与镜台刚刚出现,发展还不够成熟有关。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海昏侯墓出土的镜台与铜镜的组合方式,与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复合工艺铜镜有较多的相似性。这种铜镜镜面与背分开铸造,然后组合在一起。镜背纹饰往往镂空有龙纹、虺纹、凤纹、几何纹等,一些镜背还有绿松石镶嵌、错金等特殊工艺,纹饰精致,装饰华美。海昏侯墓出土镜台也许借鉴了此种设计方式,只是镜背采用了漆木材质,再加上底座,让较大的铜镜直立使用。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朱然墓出土漆盘、临沂出土画像砖以及《女史箴图》上的镜台逐渐变高,置于地上,再加上铜镜高度,就可以满足梳妆的高度要求。目前出土的框架式、立柱式、支架式镜台都比较高,一些镜台的中部还附有托盘,既可以盛放梳妆用品,还可以保持镜台的平衡,不致侧翻。可见,两汉时期镜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铸造技术成熟,镜台初步出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仅尺寸增高,而且设计更加精巧,成为一件既有使用功能又有装饰功能的生活用品。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镜台的材质更加多样化。文献中就有“纯银镜台”、“玳瑁细镂镜台”、“玉镜台”等记载,一代枭雄曹操墓中出土的记录随葬品的石牌上有“镜台”二字,可惜墓葬被盗,不能一窥此镜台的真容。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孙机在《镜台》一文中把中国古代的镜台分为支杆式、交床式、椅框式、宝座式,不同形制的镜台流行于不同时期。支杆式镜台使用时间比较持久,从战国时期一直流行到晋代,而两汉时期是其流行高峰,不仅发现的数量较多,形制也有不同的变化。无论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框架式镜台还是涿州出土的立柱式镜台,以及河北定县出土的支架式镜台,无不制作精美,设计巧妙,装饰华丽,与之配套的铜镜铸造精良,尺寸较大,显然不是平民所能使用的。可见这一时期的镜台并不是寻常之物,彰显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代表了较高的社会等级。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间不复用尔”。可知把镜台放在桌子使用的习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与室内家具变高,人们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相适应。随着家具形式的变化,人们生活习惯由席地而坐转为垂足而坐,镜台的形制逐渐吸收了家具的形制,出现了交床式、椅框式、宝座式,也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走进了普通民众视野,成为一件日常实用品,出现在宋代的墓葬壁画中,辽代、元代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镜台实物。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镜台的出现,使铜镜安放在镜台之上,梳妆者不用揽镜自照,解放了双手,使梳妆变得灵活自如,也解决了较大尺寸铜镜给娇小柔美的女性带来的重量问题,不能不说镜台的出现是梳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纵观镜台的发展的历史,汉代起到的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是镜台发展演变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参考书目: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海昏侯墓的孔子屏风其实是穿衣镜?西汉时有这么大的铜镜吗》,澎湃新闻,2016年5月5日。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上海博物馆《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1月。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周亚《铜镜使用方式的考古资料分析》,《练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4月。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涿州文物藏品精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0月。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蒋英炬、吴文祺《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转引自周亚《铜镜使用方式的考古资料分析》,《练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馆藏铜镜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4月。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第3期。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9月。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孙机《镜台》,《中国文物报》第351期,收藏鉴赏周刊,2012年4月11日。ATG读杂志网duzaz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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